作者：張禮卿 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一、增長前景不容樂觀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宏觀數據，2021年全年GDP同比增長8.1%，兩年平均增長5.1%。這個速度比年初確定的增長目標高出2個百分點，可謂表現不俗，顯示我國這一年在抗疫和經濟恢復方面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按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18.3%，二季度增長7.9%，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4.0%，顯示經濟增長總體上呈現出持續放慢的態勢。

2021年經濟增速逐季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于基數效應，因為2020年的情況是前低后高。但分析下半年以來的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顯然存在更多的原因。自去年第三季度開始，我國消費出現了回升乏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逐月回落，這一態勢與新冠疫情反復、房地產融資收緊、運動式雙控減排、教培行業整頓和反不正當競爭風暴等因素不無關系。同時，由于供應鏈受阻，企業生產面臨缺芯、缺柜和缺工等生產要素短缺問題，加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度上漲，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加大，生產成本顯著上升，市場預期不穩，投資信心下滑?？傮w上看，受各種因素影響，消費和投資均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相比之下，由于國外疫情嚴重，很多國家的生產能力受到沖擊，一些供應鏈重新回到中國，去年我國出口保持了強勁增長，全年增速達到21.1%，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消費和投資疲軟帶來的沖擊，成為2021年驅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

展望2022年，形勢依然嚴峻。如果沒有必要的政策支持，要想全年實現5%以上的增長目標還是難度比較大的。去年12月中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面臨著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造成這些壓力的諸多因素中，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仍然是第一位的。自奧密克戎變異病毒開始流行以來，全球確診病例急劇增長，不斷刷新紀錄，1月20日單日增幅高達427萬。目前，大多數研究表明，全球新冠疫情在今年年底之前很難結束。面對嚴峻的全球疫情，在新的一年里，如何確保“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從而順利實現經濟恢復和增長目標，仍然具有一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其次，全球經濟恢復趨緩。世界銀行不久前發布的《2022年世界經濟前景報告》指出，盡管2021年全球經濟出現了比較強勁的反彈，預計將會達到5.5%，但由于大多數國家的需求減弱以及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陸續退出，2022年和2023年的增速預計將分別下降至4.1%和3.2%。雖然發達經濟體的產出和投資有望恢復到大流行前的水平，但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由于疫苗接種率低、財政貨幣政策偏緊以及疫情造成的一些長期影響，產出和投資仍將明顯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對中國來說，全球經濟增速放緩有可能導致我國的出口形勢難以維持去年的強勁態勢。發達國家在群體免疫政策的推動下，生產能力的恢復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對我國出口產品的需求。

再次，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正?；?。由于美國的通脹水平持續上升，最新數據高達7%，為4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美聯儲已決定加快Taper（即減少購債）進程，并有可能在年內至少進行四次加息。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正?；?，將導致經濟增速放緩，并且很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資本流出、貨幣貶值和金融動蕩。對中國來說，盡管發生大規模資本流出的概率比較低，但美聯儲持續加息將會制約我國利用降息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

最后，供給沖擊仍將持續。疫情發生以來，由于保持社交距離甚至封城，供應鏈沖擊一直沒有停止。只要疫情不結束，這類沖擊在全球范圍內就不會消失，而由此引起的國際物流受阻、某些物資供應緊缺，大宗產品價格上漲，以及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就很難從根本上消除。另外，逆全球化、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將繼續造成國際貿易收縮和全球供應鏈瓶頸。

二、穩增長，需要有效應對“三重壓力”

2021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效應對“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應對？

第一，尊重客觀規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根本上保證經濟穩定。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結了近年來我國應對經濟金融風險的若干規律性認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而且要求全黨“聚精會神貫徹執行”。應該說，中央對于當前經濟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過往幾十年的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時候，只要堅持這一基本路線，整個國家就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建設，企業就有信心，經濟就有活力。而如果偏離這一基本路線，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干擾甚至破壞，投資者信心就會受到影響。在三重壓力中，預期轉弱最為根本，對需求收縮和供給沖擊具有推動作用。盡管預期轉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尊重客觀規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實現經濟穩定的基本保證。 

第二，適當加大經濟刺激力度，繼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

在經濟下行過程中，通過擴張性的宏觀政策來刺激需求，幾乎無可爭議。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也確實存在進一步擴張的空間。先看財政政策。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后，通過提高財政赤字率、增發抗疫特別債、擴大專項債發行以及減免中小企業的稅費等舉措，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成功應對了疫情造成的經濟急速下挫壓力，為當年實現經濟正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2022年，面對疫情反復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需求收縮壓力，考慮到從國際經驗看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和公共負債水平尚處于安全區間，適當加大財政政策刺激力度，應是合理選擇。具體舉措至少可以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實施更多更有力的的減稅降費政策，努力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先進制造業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等領域的支持；二是擴大專項債發行規模，加大對基礎設施項目投資，超前布局，充分發揮新老基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再看貨幣政策。過去兩年，為了應對疫情，盡管沒有搞“大水漫灌”，中國人民銀行通過綜合運用降準、降息和再貸款等手段實施穩健但適度充裕的貨幣政策，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的紓困，提供了多種形式的信貸支持。2021年下半年，針對低迷的投資需求和市場流動性風險，先后在7月和12月兩次降準。新年伊始，在剛剛過去的1月17日，再次下調了MLF和逆回購利率，以引導市場利率向下調整，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展望2022年，考慮到去年全年的CPI僅為0.9%，今年大概率仍將處于低位，面對疲軟的消費和投資需求，中國人民銀行可以更為積極地利用降息和降準工具。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可以降低各類政府債券發行的成本，從而支持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

第三，深化改革，理性監管，持續不斷改善投資營商環境。

擴張性的宏觀政策雖然必要，但并不足以充分應對中央提出的三重壓力。大幅度增加政府投資可以在短時間內拉動需求，但未必能有效緩解供給沖擊和提升預期。應對供給沖擊，需要通過改革來進行，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多年來，我們一直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成效還有提升空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過多依靠各種行政手段，而不是主要依靠深化要素市場改革。去年，在因煤炭漲價而引起大規模供電短缺、一些城市甚至出現拉閘限電之后，國家發改委決定部分放開電價，從而較好地緩解了供電不足問題。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運用市場機制應對供給沖擊的成功案例。

應對預期轉弱同樣需要依靠深化改革。未來幾個月，如果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時，經濟能夠保持較強的增長，居民就業和收入水平穩定向好，那么消費預期轉強應該是大概率事件。但從中長期看，消費預期的持續改善和提升則取決于廣泛的結構性改革，包括通過深化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改革縮小收入差距，以及通過建立更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來降低防御性儲蓄傾向。

投資預期增強取決于經濟增長能否走出疲軟狀態，但更取決于市場經濟環境是否日趨完善。近兩年，有關部門出重拳打擊資本無序擴張和不正當競爭，希望創造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并通過加強對房地產等行業的監管控制金融風險。由于市場存在失靈問題，政府實施監管當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如何進行理性監管，如何處理好加強監管和保持市場活力之間的關系，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重大課題。另外，加強監管應有序推進，并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可預測性。應避免在短時間內集中出臺對市場構成重大沖擊的監管政策，避免“個體理性、合成謬誤”現象，避免因“懶政”而產生簡單執法的情形。

第四，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加強國際金融風險防范。

過去幾十年的經驗表明，擴大對外開放可以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資的繁榮和發展，增強國內經濟活力，為經濟增長提供重要的動力。今年是RCEP正式生效實施的元年。應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加快對標先進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優化投資營商環境，積極引進區域內各經濟體的資金和人才，增強供應鏈保障。所有這些，對于促進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增強市場活力，均具有重要意義。

擴大金融開放有著特別重要的積極意義。對此，我們曾在其他文章中做過詳細論述，簡言之，包括促進“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促進外部經濟長期均衡發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以及避免中外經濟脫鉤等。當然，風險也不能忽視。在未來幾個月，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正?；_有可能對我國金融穩定構成一定的挑戰。Taper、多次加息以及縮表有可能導致我國資本流出增加，貨幣承受貶值壓力。作為對策，應加強宏觀審慎政策，確保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經過多年探索，我國在這方面已經積累了比較充足的經驗。譬如，對于因市場非理性和順周期性等引起的問題，可選的政策工具包括遠期售匯保證金制度、外匯存款保證金制度以及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的“逆周期調節因子”等。如果形勢需要，可及時啟動這些措施。此外，可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的浮動區間，以便及時調節可能出現的外部失衡，化解宏觀金融風險。

來源：財經網